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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谈疫情下的高校线上教学——线上与课堂教学相互补充或是未来教学方向

LAIYUAN:ZHONGHUADUSHUBAO

ZUOZHE:SHUJINYU

2020-04-16

各大高校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情况如何?人文教育能给学生带来怎样的精神力量?著名学者如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疫情,又如何看待疫情将会带来的影响?读书报记者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知名学者。

“所有上课都应是一次性的精神劳动,肯定是崇尚创造性、不可复制性的课堂。”已有36年教龄的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清华,面对屏幕上课的时候第一次感到了“茫然”。对于慕课等网络教学,他声称一向持保守态度:知识谱系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现场感、现实感。如果教学成为技术性的重复劳动,大学的意义何在?张清华认为,课堂教学是老师和学生的精神交会,没有和学生之间的目光与心领神会的交流,只是隔空喊话,不可能有灵感的迸发。但是疫情期间,他别无选择。下载雨课堂、使用有声幻灯、采用PPT加音频的教学方式,张清华的线上教学开始了。

“我总是希望能够把死的知识,升华成有现实感的、有生命的、有思想含量的内容。”张清华说,传授知识是一方面,但结合疫情,让学生在现实的阻隔中,对社会公共伦理和生命伦理有所关心,有思想的开悟和进步,同时潜心多读几本好书,也许比上课本身更重要。

谈到当下的疫情,张清华认为,疫情后的世界可能是又一个时代,过去意义上的全球化基本上可以说终结了。所谓全球化,他认为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全球化的便利必然给疫病的全球传播带来便利 ,这是历史,而不止是现实。人们应该有个共识:病毒无国界,不可追溯,这在全球化时代是难免的。 换个角度,这次疫情也可以视作中国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公共伦理和生物伦理的觉醒。老百姓明白了很多道理,一,要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二,疫情暴发时应秉持什么样的公共伦理?那就是以生命为上、以科学为本。张清华说:“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一进步,应该顺应时代,就势推动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的进步。”

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这学期的一门本科课程是国家文科基地班18级的《中国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研究》。他以前的做法是重点讲鲁迅、张爱玲两位文学大师,同学们在认真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展开面对面讨论。因为疫情的影响,他调整教学模式,让学生先读两位名家的作品,写4篇读书笔记,再酌情修改组织线上讨论。刘川鄂还给外省文联的文艺家搞过一次讲座,对方技术专家通过远程操控,结果,说好9:30开始,技术调试就花了一个小时。“线上讲学运用过QQ直播、腾讯会议、学习通等多种方式,主要是我讲大家听,偶尔有文字提问。要像教室那样面对面的互动,好像操作起来难度都很大。常常有掉线,常常有杂音。我看不见他们,对着屏幕说话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刘川鄂说,也可能是因为自在信息文明时代落伍了——会开车不懂车的原理,会在电脑写文章但不懂电脑软件和构成,没有操控电脑、应急处理的能力。

疫情开始之初,对某些低端言论,刘川鄂曾不厌其烦地转发或直接表达个人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人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他的世界观和社会认知可能影响更大。教师有义务、也有责任引导学生。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中英文双语作家李彦近来也在积极准备网络教学。她说,当前全世界面临严重疫情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和教育部门都被迫采取了网络教学的方式,这只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疫情之前,就有不少学校采取了网络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的策略和方法。李彦分别从学生和教师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一教学模式的利弊:“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我的儿子上本科时,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们教学时既有传统的课堂教学,同时安排这门课程的网上教学。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网上教学的内容各有侧重,而且,网上教学的内容里增添了教授的教学笔记、重点提示等等,这些资料不同于普通的教科书,往往是知名的甚至是世界级教授对于某一学科的深层次理解和解读,对学生极为重要和可贵,因此网络教学使得学生在课后消化和理解讲课内容时,有充分时间反复听、看、理解。儿子曾对我说,他非常喜爱并得益于这种教学方式。因为这种随时可得的网上教学和课堂教学的相互补充,才使得他有可能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在四年里同时完成了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四个主修专业的学习任务,为将来从事跨学科研究,打下了基础。”

“据我的观察和体验,在北美高校的教学活动中,往往不是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必须二选一的状况。实际上,有不少学校采取了网络与课堂教学相辅相成的策略和方法。”李彦说,儿子在哈佛大学读生物物理学博士期间,曾承担过本科课程助教的工作,当时学校也是采取了课堂教学和网络教学并存的方式。学生和教授、助教之间可以在专门的网络论坛上交流、答疑;学生的作业、考试都可在网上进行,甚至助教给学生的作业和试卷出题、判分、上报分数给学校,都可在网上进行,这样对教和学都提高了效率,极大地方便了师生。

作家李洱认为这次疫情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他说,加缪笔下的《鼠疫》发生在一个城市。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发生在一个村镇。这种写作源自于想象,是人类状况的某种隐喻。现在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赤裸裸的现实本身。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它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将整个人类都裹挟进去,将人类历史进程都裹挟进去。这显然比加缪和萨拉马戈笔下所写重要得多。“病毒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人。影响到人的眼神,影响到人的呼吸。因为交流,产生了语言,产生了现代人类。现在,人们之间的交流被阻断,可以想见对每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公共的交流,是人之成为人最重要的东西,在此时,在整个地球空间被剥夺了。”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注意到,本次战“疫”在表达与传播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很多普通人用微信或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这个春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某种意义上,写作这件事本身,便是一种自我清理与自我治疗。所谓‘礼失求诸野’,日后阅读这段历史,除了国史、地方志、新闻报道以及文学作品,还会有很多个人的日记与追忆。多年后回首,我们将会发现,因为互联网及移动客户端的普及,这一回的写作和传播与以往灾害发生时迥异,最大特点在于,很多个体乃至底层的声音得以保留——它们或许眼界偏狭,但一样有真实感与温度。面对重大灾害,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两者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陈平原认为,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所谓人性善,是需要呵护与养育的;具体到每个人,体验苦难,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


责任编辑:罗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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